我父亲符德增是57年经乡陆小波先生的举荐，以工商界的精英加入刚组建的“中国民主建国会”镇江分会。届时他是公私合营“恒顺酱醋厂”的私方经理，58年7月镇江市内47家酱园均公私合营并入“恒顺酱醋厂”，父亲任“大恒顺”的车间主任，主管生产。他原本是搞金融的，现为车间主任就是要搞生产，酱醋厂生产的酱醋、酒等的重要工序就是发酵。为了专研发酵这门科学技术，他深入车间向老师傅学习，向专家请教，改进了工艺，赢得好评，即将被提升为副厂长，并推选为市政协委员。
一切似乎顺风顺水，但风云突变，反右运动开始了。根据父亲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，他还不在内部掌控的右派名单内。可是，他不顾“民建市委”、“市统战部”专人上门的提示与警告，拒绝揭发大右派胡鲁璠，终被增补为右派。他被降职、降薪，下车间劳动。
61年父亲被调负责“广东山庄”新厂房的基建工作。那里原本是一片菜地，他用硬纸片按比例剪成小方块，不断地在规划图中摆放，以求各车间、办公楼的合理摆放。现在看来这是多么“笨”的方法，可是他就是孜孜不倦的用这种“笨”的方法在这片土地上建起新的酱醋厂。
以后他又被派撰写恒顺的厂史。为这，他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，续编整理了恒顺厂的厂史。现在，座落在恒顺醋业集团的“醋文化博物馆”中有恒顺酱醋厂厂史的专馆中就有一个专柜，摆放着恒顺酱醋厂厂史的原始文件样本。那是一个老、旧的笔记本，用专用玻璃罩保护着。那似乎是父亲的手迹，我参观时多次要求要开罩验看，终被婉拒。在数次参观恒顺厂史专馆时，都听到参观的老人问其专馆中怎么没有介绍符德增的展品？我听了很感动——在镇江一些老人的心目中，我父亲还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被日本沦陷。父亲被迫逃难回镇江。那时，他是香港盐业银行的高管，在港工作十年小有结蓄，想回乡以此谋生。谁料客船至上海港外，查出船上有霍乱病菌，被禁进港。日伪不顾船上乘客死活，断水、断供，乘客一片慌乱。而走私小贩夜晚划着小船到客轮高价出售食品。由于战乱父亲带回的当时港币几天内大幅贬值，而父困在客轮上不能及时处理，据父亲回忆，当时从小贩买一只茶鸡蛋就要七块钱，客轮在上海港外滞留多日，花费巨大，最终回到镇江时，他多年的结蓄已消耗殆尽，困窘随之而来。“衣锦还乡”的父亲自嘲那时是“西装毕挺，腰里夹大饼”。即便如此，他仍拒绝日伪的高管美职的诱惑，不当汉奸。非但如此，他还严词训斥在伪“新镇报”当记者的堂弟福德铭：“我们符家除了你没有当汉奸的，你丢尽了祖宗的脸！”。而符德铭只能讪讪离去。事实上，符德铭是个热血爱国青年，他是受中共长江工委的指派，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。后他遭叛徒出卖，被捕入狱。知道真相的父亲，四方奔走，百方营救。出狱后的符德铭装疯逃脱监视，最终到达句容抗日报根据地。建国后，符德铭在上海，南昌等地担任要职，回乡时不避嫌疑，专程看望已是右派的堂哥，手足之情弥足珍贵。43年，父亲进入一家民营兴业银行当经理。由于具有多年的银行工作经验，加上工作认真负责，努力进取，父亲把兴业银行办得有声有色，由此声名鹊起，深得当时商会会长陆小波和乡绅严惠宇的青睐。抗战胜利后，由于屡遭家国之变，风侵雨袭的恒顺醋坊摇摇欲坠。李氏家族派出长子李友芳接任恒顺酱醋坊，李友芳向陆小波求助。陆考虑再三，郑重向李举荐了父亲。本拟返港回盐业银行复职的父亲，经不住陆李二人的诚恳相邀，最终担任了恒顺经理一职，“全权处理恒顺一切事务。”他很得意的回忆说：我是八人大桥被抬进恒顺的。恒顺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短缺，此刻找来父亲无异觅得“一剂良方。”父亲熟稔银行业务，在金融界又颇有一些名望和人脉，进入恒顺后他首先斥借资金解决这最大难题，随后又挖掘出恒顺的内在潜力，不久就使得这个百年醋坊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解放前夕，由于恒顺是个百年名店，国民党当局策划其搬迁至台湾。此时，已收到地下党匿名信的父亲，按照党的指示，团结广大职工，拒绝搬迁。反迁厂最激烈时，父亲曾与职工在醋坊门口与当局展开“拉锯战”：当局要求停业，在外强行关门；职工们则在里面拉着铁栏门阻止。在父亲及职工的努力下，恒顺终于迎来了解放，并在“稳定局势、保障供给，恢复与发展经济”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“文革”中，父亲被又一次打倒，那些日子，他和李友芳被造反派带着四处被游斗。外调人员逼他承认符德铭是自首变节后被释放的，是叛徒。他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已做好的假证材料上签字，放弃一次“立功”的机会，遭到更加严厉的责罚。造反派明明知道父亲患有严重高血压，心脏及动脉粥样硬化的顽疾，还强令他作洗瓶的重劳动，以至于劳动中倒下，中风半身不遂。73年，他又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罪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八年，在家服刑。其罪行是他曾与朋友聊过一段往事：上世纪30年他由香港返乡探亲，途径上海，参加上海金融界同仁举办的舞会，舞会上有两个电影明星“走穴”，陪吃饭、跳舞、打牌，其中一位叫蓝萍。上海的朋友告诉他，这种三流明星的出场费一般在50-100元之间。父亲善乐好施，有些年代，除夕年夜饭后，他会带着装有米肉的车子到棚户区，在贫困人家门前放一小袋米，一块肉和几块大洋，敲敲门后就离去。对地方上的公益慈善事业也热心参与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到南京看望父亲的好友、南京医学院院长姚荷生先生。在交谈中他深情回忆说；“抗战胜利后，百废待兴，我主建青华中学（市三中前身），资金短缺，找你父亲赞助，他一口答应，并立即办理，数目比期望值高出许多。你父亲真是慷慨名士！
父亲为人正直，急公好义，逆境中也能从容自如，乐观进取。给我们子女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打下深深的烙印。我们也是尊循父亲的言传身教，励志艰难前行的。我的姐姐符文渝就是因为父亲常谈化腐朽为神奇的发酵专业而入迷。56年她考上了南京林学院“林产化学”专业。此专业就是把木屑经过发酵、水解，提出酒精；把米糠，麦麸经过发酵，使之提高其营养价值，使家禽爱吃，更好成长。就是受父亲的影响，“发酵”成了她的终身职业，最终在国家粮食局，饲料局退休。我的大妹符文澜，63年响应号召下放到镇江水产养殖场，做水产养殖农民。她不怕吃苦，每日餐风饮露，在广茅的养殖场露天作业。她先后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，三八红旗手，还当选为区人大代表，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谈到我自己，因身体力行，感触更深。58年我初中毕业，比同班同学小二岁，但因父亲是右派，升学无望。我母亲57年就去世，我——个几房合一个，爹爹疼，奶奶爱娇惯的仅14岁独子，不得不承担全部的家务，不但要承担买汰、烧的家务，还要带二个幼妹。煎熬了五年，于63年侥幸又考上了高中。进高中就是想上大学，可是66年文革开始了，我们这群上了五年的66届高中毕业生大部分下放到农村。我是下放到句容县东昌公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那时我不但是右派，还是被判刑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。别人上调，我是无门。不仅不能上调回城，74年，我又遭车祸至“严重脑震荡”，“颅内血肿”“颅骨骨折”“颅骨骨髓炎”辗转至江滨医院接受抢救，当时，我昏迷不醒，头肿得跟笆斗大，住在医院抢救病房，全身赤裸，不时的用酒清擦身以降温，身上插有八根管子，分别是输液、输血、导尿、输氧等，医师先后开了二次病危通知单，还对我姐、妹说，病人成活率在5%左右，即使侥幸成活，也可能为“呆子”“痴子”。我经开颅手术，拿出脑膜外淤血，达九小杯之多。当我在病房中完全清醒后，我惊讶：我怎么来到医院？医师告诉我：如果你知道怎么受伤。你就不是“脑外伤”。原来“脑外伤”都不知道当初受伤的经过。我是以病退的理由最后返回镇江的。文革结束，拨乱反正，改革开放，我们国家迎来了新的春天。我父亲的右派得到改正，反革命的判刑予以平反，已被开除除出民建的决定也得以纠正。经过这么大的迂回、曲折我于79年以建材局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第一届全国电视大学。当我兴冲冲的向叔叔黄晶觉报喜时，受到的不是赞扬，而是训斥：你是个严重“脑外伤”者，能存活已属侥幸，你还要上电大？不要有此梦想！上大学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，经过多少曲折，终求此机遇，岂能放过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终于坚持把电大读完。电大毕业后，我先搞电气的施工，后来就参与电气设计。“电气设计，不但是我的工作，我把它当作终身的事业。”在设计院，我不但努力搞好本职设计工作外，还积极搞本专业的学术交流工作，是镇江市土木建筑学会建筑电气学术委员的副主任委员。我把工作中的问题，总结提高写成论文，先后在国家级、省市级学术刊物上发表，活跃本专业的学术气氛。我，一个大专生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。又经严格的考核成为国家注册执业电气工程师。很多知专都提前下岗，而我退休后被单位挽留，留用十年方正式退休。我带了四、五个徒弟，他们都学有所成，成为单位的骨干，栋梁之材。
我于87年又走父亲的老路，光荣加入了民主建国会。我积极参加会内活动，接受教育，数次参加了民建市代表大会。总结我父亲的艰难一生，我们姐弟的曲折，坎坷的大半生，那就是不忘初心跟党走。如今，我已近耄耋之年，回忆往事，感叹唏吁。过去，真有那么巨大的力量，使人魂牵梦萦之余，还影响今日。我退休后，即参加冬泳，在冰天雪地的天气，跳入刺骨的泳池游泳，那是迥然不同的刺激与快慰。冬泳，治好了我许多慢性病，丰富我的退休生活，如今已坚持冬泳13年。回忆往事，聊以自慰的是，因为跟党走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与险阻，不颓废，不堕落，不断注入正能量，百折不挠，励志更坚定！
借此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七十周年，民建镇江分会组建六十周年之时，聊以此文，以作纪念。（符文润）